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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陳彥:舞臺小世界人生大舞臺

    來源:《瞭望》 | 程青   時間 : 2020-01-16

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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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人物小傳:陳彥,作家、劇作家,曾創作戲劇作品數十部,三次獲“曹禺戲劇文學獎”“文華編劇獎”,作品三度入選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“十大精品劇目”,五次獲“五個一工程”獎。著有長篇小說《西京故事》《裝臺》《主角》。

     

      陳彥或許不算是讀者耳熟能詳的作家,他的本職工作是寫劇,他是一位成果斐然的劇作家,曾獲獎無數。陳彥說:“戲劇不是宗教,戲劇卻貼著大地行走:生老病死,寵辱榮枯,饑飽冷暖,悲歡離合。凡人情物事,不僅見性見情,見血見淚,也見精神之首。”

      長年浸泡在戲劇行當之中,他熟悉在逆境中掙扎和成長的那類人,他的寫作緊貼大地,既深刻又生動地描摹了世道人心。陳彥說:“長篇小說更像是開了一條大河,里面有深潭、有九曲十八彎;舞臺劇更像是掘井。但是兩者都要在思想藝術上開挖到自己理想的境界。”

      陜西是文學大省,這里出了柳青、路遙、陳忠實、賈平凹等著名作家。同為陜籍作家,陳彥的小說里有欲望和良知,有成功和失敗,有熱鬧和清冷,有舞臺和現實,有戲和人生。

      《瞭望》:新近,你的長篇小說《主角》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,寫作《主角》時是怎樣的一種工作狀態?

      陳彥:那時我在陜西行政學院工作,有寒暑假,我利用兩年4個寒暑假、加上節假日,還有一些晚上,創作了這部長篇。整個寫作過程很順,因為是爛熟于心的生活。我在陜西省戲曲研究院工作了幾十年,做編劇,也做院團長,可以說對這種生活的體驗是浸淫式、下沉式、鹵水發泡式的。閉起眼睛,許多人物都在走動、說話,并且各有非凡口才,說得地生青煙、亂云飛渡。那時研究院有600多號人,演員、演奏員、編劇、導演、作曲、舞美、搞理論研究的,還有后勤管理等,五行八作,無所不有。文化程度高的有作家、理論家,低的多是小學和中學畢業生,但他們由于與社會接觸面廣,跑的江湖多,也就眼界開闊,無所不知,無所不曉。加之他們的親屬、家人,總起來有數千之眾,都住在一個大雜院里,看似是一個文藝團體,其實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群落?!吨鹘恰返墓适戮桶l生在這里。我很長時間以來,就有寫他們的愿望,可惜當時“身在廬山”,無法看得更清晰一些,起頭寫了個《花旦》,也止于四五萬字,就因眾聲喧嘩、無法捋清頭緒而擱淺。直到離開研究院幾年,我才再次拾起舊話題,寫得一發不可收拾,竟然過了八十萬言,還渾然不覺。這種寫作狀態,在我的創作生涯中是少見的,順暢、自在而又快意。

      《瞭望》:你以一位戲劇編劇的身份獲得中國最高的文學獎,是什么契機使你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?

      陳彥:我始終感懷我的小縣城。那是我的出生地,叫鎮安縣。賈島、白居易等,都曾在這里隱居過。賈島曾給鎮安留下過這樣的名句:“一山未了一山迎,百里都無半里平。宜是老禪遙指處,只堪圖畫不堪行。”現在通了高速路,洞穿秦嶺,到西安才90多公里。改革開放初進省城,是要翻越秦嶺、黃花嶺的,車一走就是七八個小時。就是這個小城,在上世紀80年代,卻蜂擁出幾十位文學青年,并且大多都在省級以上刊物發表過作品。陜西非常著名的文學刊物《延河》,那時曾多次到鎮安組稿,還刊發過“鎮安文學專號”。我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步入文學軌道的。開始寫小說、散文,很快在《陜西工人文藝》發表了小說《爆破》,還在《陜西日報》等發表多篇散文。那時在《陜西日報》秦嶺副刊發一篇作品,可是要轟動小縣城的事件。后來一個偶然機會,省里要搞“學校劇”比賽,縣文化局領導找到我,說讓我寫一個反映中小學生生活的戲劇。我按要求寫了一個九場話劇劇本《她在他們中間》,是寫一個新來的漂亮女教師與一群調皮搗蛋的中學生的故事。幾個月后,文化局通知說我獲得了省級“學校劇”二等獎。那種鼓舞,使我堅定了創作信心,并且很快就鉆到舞臺藝術創作里,一干就是幾十年。

      《瞭望》:《主角》憶秦娥這個藝術形象最初是怎么形成的?

      陳彥:文藝團體最主要的關系,就是主角與配角的關系。這個主角、配角也泛指舞臺藝術的方方面面。站在臺中的是主角,站在臺側的是配角。臺柱子是主角,幕后裝臺、搬布景道具的自然是配角。舞臺藝術一切的一切,都是在為主角服務,這是行業特點所決定的。我在文藝團體干了幾十年,與各類主角打的交道最多,也最深最廣。搞編劇是要塑造主要人物;當院團長是要安排誰當主角誰當配角;還要做主角的思想工作,要關心他們的生活,關心他們的職稱、分房、評獎等。一個院團如果沒有幾個影響巨大的角兒,就站立不起來,就沒有“臺口”演出,更別說讓一個劇種發揚光大了。從某種程度上講,角兒就是院團的“核武器”。你如果不具備幾個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”,就別想在這個行當站立潮頭。

      但角兒都是有性格有性情的,加之他們的確任務重,壓力大,比別人會付出幾十倍或幾百倍的努力,研究人物,研究道白唱腔,研究表演,研究流派,研究技巧絕活,還要不忘詞,不出錯,還得保護嗓子,保護面部不出現感染、過敏,以免影響化妝,保護身體不出現病痛與骨折等問題。更別說演出以外社會生活與家庭困境的多重交織了。

      總之,一旦進入角色,他們會出現諸多超常反應,他們有可能會活得癡笨呆滯,過得黑白顛倒,抑或忘乎所以、放大自我、興奮、焦灼、苦惱、抑郁交相而生。你得理解他們,體察他們,適應他們。我寫的憶秦娥是一個主角的集合體?,F實生活中這種主角不乏其人。我是對憶秦娥寄托了生命與藝術理想的。她既是生活中的這一個、那一個,也是藝術中的獨特一個。

      主角是一種職業,是一種莫大的榮譽,更是一份受難,是一份擔子十分沉重的責任。指責他們容易,解讀他們理解他們太難。

      《瞭望》:《主角》和之前的《裝臺》《西京故事》這三部小說有什么內在聯系,或者說你想通過它們表達什么?

      陳彥:我已說過,寫《主角》完全是生活積累的不吐不快。在寫《主角》前,我還寫過長篇小說《西京故事》和《裝臺》?!段骶┕适隆愤€有一個舞臺同名劇。這個秦腔劇可以說獲得了中國戲劇的全部獎項。至今陜西省戲曲研究院每年還在全國好多大學巡演。從搬上舞臺到現在已經快十年了,教育部、文化和旅游部(原文化部)每年會安排這個戲去多個省的數十所大學演出。截至目前,可以說已走遍全國。

      這個戲的寫作,耗去了我幾年的精力。僅創作素材,就記了好幾本。起因是陜西省戲曲研究院門口的一個勞務市場,那里每天都擁擠著一兩千找活計的農民工,我每天從他們身邊經過,總覺得他們會有很精彩的故事,就深入進去,交談體察。由他們又牽出西安幾個龐大的農民工集散地,一個叫木塔寨,一個叫八里村,都是本地居民才一兩千人,而村里農民工就住了幾萬人。我多次在上下班時進去,出村進村的農民工呈洶涌之勢,很是令人震撼。我就在他們中間淘濾故事,后來發現,其中很大一部分,都是因為兒女在這個城市上大學,父母才來伴讀并掙錢供孩子上學的。由此生發出《西京故事》,演出后,引起巨大反響,連我也沒想到。是因為深入生活的素材太多,舞臺劇只動用了不到十分之一,我才又寫了50萬字的長篇《西京故事》。

      《裝臺》是《西京故事》寫成之后,覺得長篇小說這種形式比舞臺劇更加寬闊奔放,能放進去更多生活與思考,就一氣又寫了《裝臺》。這是特別熟悉的生活,其實也是《西京故事》的一種延續。因為《裝臺》里的幾十號農民工,與《西京故事》的農民工具有相同的生命形態,不過他們是進入舞臺,完全給人家當了“幕后英雄”而已。我始終希望從這些社會的“小人物”中,看到“塔基”與社會“底座”的生命溫度、精神質地和人性光芒。也企圖通過對他們的發掘與塑造,喚起社會對他們的關注、關心、關愛與尊重,從而增強城市這個“水泥森林”中廣譜的人間溫暖。

      《瞭望》:同為陜籍作家,你與柳青、路遙、陳忠實、賈平凹等作家都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和品格,你與他們一脈相承的是什么?你探索和得到的是什么?

      陳彥:這些文學大家都是引領我的文學燈塔。他們都堅守在現實主義的大地上,日以繼夜,苦苦躬耕。他們最大的特點是把雙腳踩在冒著地氣的大地上,以巨大的愛憐,關護著這片熱土,并緊盯著這塊熱土上人與社會的巨大變遷,記錄著時代的興衰更替。他們都寫得很苦。柳青說“文學是愚人的事業”;路遙“早晨從中午開始”;陳忠實在經濟大潮快淹沒一切的時候高呼“文學依然神圣”;賈平凹始終咬住他的商州大地“開山不止”,并在青年時,案頭上就寫著一句排球女將小鹿純子的話:“我的夢想是奧林匹克”。他們的精神感召著一代代陜西文學大軍。我是這個隊伍里的一份子,血管自然也流淌著他們的文學熱血。我覺得作家必須能像“赳赳老秦人”一樣,下得狠心,吃得苦,得有一種秦人“咬透鐵锨”的“硬扎”精神。永遠把生活當養料,把讀書當做車之兩輪、鳥之兩翼,盯準一口井,不打到最深處不罷休。

      《瞭望》:熟悉及長期深受中國傳統戲曲浸潤和影響,對你的小說創作有何影響?

      陳彥:中國傳統戲曲歷史悠久,承載深厚,它是中華民族比較早的以文藝娛樂為基礎的“文以載道”方式。成熟的戲曲劇本里,飽蘸著政治、經濟、歷史、哲學、文化、宗教、民俗等社會信息。早期元雜劇的形態,至今都是一種不可企及的文學高度。作為獨立戲曲劇種的存在,曲牌體代表劇種昆曲和板腔體鼻祖秦腔,都已有600多年歷史。我有幸在陜西省戲曲研究院躬耕二十多年,這里是大西北秦腔的最大劇院,聚集著數百號秦腔藝術家,研究的都是有關秦腔史和當下與未來的大問題。我進研究院藝術研究室時,主任是作曲家趙季平,他后來當過管創作的副院長,當時他正忙著為張藝謀《紅高粱》寫“顛轎曲”,那里面就充滿了秦腔元素。還有一批有影響力的劇作家、導演和理論研究人員。我從編劇干到團長、管創作的副院長,再到院長,始終在研究探討這門藝術。二十多年,許多東西已成血脈的重要組成部分,對我戲劇和小說創作都作用巨大。我想主要還是歷史的影響,數千部秦腔遺存劇目,裹挾著豐富的歷史人文內涵,博大精深。同時更有講故事的能力,以及塑造人物等方面的牽引與潛移默化??傊?,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活性生命寶庫,它在積累我的歷史、文化觀和中華美學觀念方面,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。

      《瞭望》:你用小說聯結了文學和戲劇,有什么特別的心得?

      陳彥:我始終覺得小說家應該好好向戲劇家學習,戲劇家也應該好好向小說家學習。這是兩個不同的創作樣式,卻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。其實世界上很多優秀的小說家都是劇作家,劇作家也都是很優秀的小說家。有些大文豪既是詩人,又是劇作家,還是小說家。他們的小說充滿了詩性與戲劇性。這種人物不勝枚舉,比如歌德、契訶夫、加繆、毛姆等。外國集劇作家與小說家于一身的人是比較普遍的現象。中國也有羅貫中、郭沫若、老舍、汪曾祺、莫言等,相對少些。

      小說與戲劇從來都是互補的。小說反對過于強烈的戲劇性,但不等于不要戲劇性。戲劇性從來都是講好故事的一種手段。戲劇由于受時間空間限制,大多要在兩個多小時完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故事,劇作家就不得不在構成上下很大的功夫,必須以最小的體量,承載最豐富的內容。好的戲劇就像壓縮餅干一樣,讓你看完才生發出無窮的“體量”來。里面不得不大量引用象征、隱喻、寓言這些以少勝多的東西,以達到余音繞梁三日不絕的功效。好的小說也都是有絕妙構思的,比如納博科夫的《洛麗塔》,看似在講一個很散亂的故事,甚至是一種像法庭陳述一樣的嘮叨敘事,但內在結構卻精彩備至,看完不得不佩服作家構思的微妙精致。我如果不是一直喜歡小說、散文,戲劇也不會寫出什么名堂來。而最終回歸小說,真是戲劇的功底在起決定性作用。戲劇對我的影響是全方位的。

      《瞭望》:你說寫長篇小說是“開河”,寫戲劇是“掘井”,這兩者對你來說有什么不一樣之處?

      陳彥:那是長度所決定的。我個人覺得,長篇小說更像是開出一條河流,有九曲十八彎,有靜水深潭,有飛流直下,有百轉千回,有促狹跳浪,有百溪匯川,更有大江東去。而戲劇是戴著鐐銬跳舞的藝術,時間空間不允許你拉長伸展,大拆大卸。就需要你像掘井一樣,打開一個截面后,拼命向深處鉆探。掘得越深越好。場面拉得太大,故事線頭太雜,人物太多,就只能蜻蜓點水,草草收場了。他們的樣式決定了他們的開挖形式。當然,塑造人物是他們最本質的特征,都須臾不可輕彈敷衍。

      《瞭望》:李敬澤在評價你的《裝臺》時寫道:“這個聲音、這個語調不是外來的,它就是這個世界內部的聲音。”你是如何傾聽和捕捉到這個“世界內部的聲音”的?

      陳彥:熟悉。你只有對所書寫對象特別熟悉了,才可能聽到“這個世界內部的聲音”。我對裝臺工和主角行當爛熟于心,也算是“打入內部”了,寫起來才不需進行任何生活補充,甚至不需要去查閱任何資料地寫作。很多時候,就是刪去多余的部分,就像面對一塊石材進行雕塑,只是鑿掉多余的部分而已。

      《瞭望》:“鄉土”對于你是一個怎樣的概念?

      陳彥:嚴格講,我們都來自鄉下。我的出生地,是一個叫塔云山的道教圣地的山腳下,叫松柏公社。父親是干部,先后在幾個公社,后來改為鄉政府,做鄉長、書記。母親是教師。我們一直隨著父親的工作調動搬來搬去,以為是走了很大的世界。后來到縣城工作才知道,十幾年就在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方轉來轉去。再調到省城、調到北京,鄉土的概念越來越清晰。我文學戲劇的夢想,其實來自那些兒時記憶與鄉土故事的意欲擴大講述。最早的小說、散文、劇作,都是在講自己所知道的那個小世界的故事,急于想讓更多人知道,還有這樣一些人存在著、思考著,并且覺得是別人不曾有的有趣、有意思。直到今天,筆下很多人還有兒時的面目,他們雖然來到了西京城,但他們的長相、生活方式、語言習慣,還是那時的烙印。我之所以老為小人物立傳,也與鄉土的記憶有關。我在骨子里就覺得這些人的故事是有意味的。因為我存儲著他們根須與毛發的紋路。

      我在大城市生活的時間比在鄉村多許多,但即使在大城市,眼睛仍然喜歡盯著鄉土來的人物,這大概就是基因的原因了。我喜歡大城市,但更愛關注跟我一樣從鄉土卷入到城市來的“后城市人”。不過是把他們的現實,努力納入到歷史與未來去省察觀照而已。

      《瞭望》:寫一部長篇最大的難度是什么?

      陳彥:開始是結構、人物、深度、走向,真正進入,就是如何準確表達的問題。為準確表達,常常找不到合適的詞句,有時哪個詞都覺得不能達意。最近重讀四大名著,覺得《水滸傳》和《西游記》用了那么多民間俚語俗話,很是生動貼切?!都t樓夢》就更不用說了。盡管很多話已經被時代淘汰了,但從字面分析,還是覺得貼切夠味兒?,F代小說用翻譯語句太多,“大路貨”太多,意思是準確了,卻不夠味兒。味兒是什么?那大概就是“文學是語言的藝術”這句話的深度了。要說小說最大的難度,還是文體,還是“語言的藝術”這個難度。

      《瞭望》:你最早接觸文學是在什么時候?最喜歡閱讀的作家作品是什么?

      陳彥:我印象中最早看的一部大書是《高玉寶》,看得淚流滿面,才知道看書還有這么大的魅力。在鄉下,能找到的書無非是《三俠五義》這些東西。后來能看到的有《沸騰的群山》《金光大道》《艷陽天》。再后來改革開放,一下把書禁放開,能看到的好書就多了。那時十幾歲,加之鎮安縣城鬧文學熱,別人看啥咱看啥,一時把眼睛也看壞了。那時印象最深的書是《莎士比亞全集》,托爾斯泰的《復活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戰爭與和平》,巴爾扎克的《幻滅》《高老頭》,海明威的《老人與?!?,司湯達的《紅與黑》,福樓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,羅曼·羅蘭的《約翰·克里斯朵夫》等。

      《瞭望》:你在寫作中受哪些作家影響最大?

      陳彥:我最喜歡莎士比亞、陀思妥耶夫斯基,還有毛姆,中國古典的喜歡《史記》,我因為寫《司馬遷》,而認真通讀過四種不同版本的《史記》四遍。還有元雜劇和清人筆記,再就是《西游記》《紅樓夢》,也還喜歡《水滸傳》,但不喜歡里面殺人如麻的場面和那種殺了人還割下頭“耍子”的快意。要說受影響,我覺得都不具體,也都不大,就是喜歡與不喜歡。我讀書很雜。我覺得一個作家要做的功課就兩樣,一個是生活,一個是閱讀。你只要養成習慣,就能讀很多書。并且書是個怪東西,你讀一本,就能勾引出很多本來。有別人介紹的,也有這些書自身帶來的各種其他讀本的信息。

      《瞭望》:寫作改變了你什么?

      陳彥:因為我的寫作帶著業余性質,因此寫作讓我安靜,讓我減少了社交,讓我特別珍惜時間,讓我把工作以外的精力都回歸了書房。工作、讀書、臨帖、寫作、跑步,是我的基本生命狀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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