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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弋舟:以孤獨之名,走近空巢老人

    來源:澎湃新聞 | 羅昕   時間 : 2020-05-06

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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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“70后”小說家弋舟從2000年開始不斷發表小說作品,長中短篇均受業內肯定。但在他自己看來,擁有最多讀者的,其實是一份不到15萬字的非虛構作品。這份作品,有關我國的空巢老人。

      2013年,一則新聞在弋舟心里揮之不去:三月中旬的一天,宜春中心城區東風大街一名九十五歲老人在家割腕自殺。新聞照片里,被救的老人躺臥在病榻之上,形容枯萎,但神情寧靜。消息稱老人此番已是再度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,唯一的原因,只是因其獨守空巢,害怕孤獨而失去了生活的勇氣。

      “孤獨”一詞讓他陷入了沉思。他從來以為,相對于物質力量對于人的壓迫,人類心靈上巨大的困境更為強烈地作用在生命中。“我永遠在意的是,是什么,讓我們的心靈都無法自已?如果說,空巢,衰老,對于我們還是未來之事,那么,孤獨,此刻便潛藏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,它柔韌地蟄伏著,伺機荼毒我們的靈魂。”

      在那后不久,弋舟就展開了具體的采訪工作。他還帶上了當時只有十三歲的兒子,利用了一切可能的時間段。大部分采訪完成于2013年的暑假期間和多數周末。

      2015年,弋舟將采訪文稿《我在這世上太孤獨》首發于豆瓣,引起23萬多人次的閱讀,評價高達9.4分。豆瓣閱讀公號的一篇選載曾達到了全網100萬+的點擊量。今年5月,這份作品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再次結集推出,取名《空巢:我在這世上太孤獨》。

     

      《空巢:我在這世上太孤獨》

     

      弋舟坦言,這部書在他的寫作中成為一個特例。“在某種程度上講,它不是一本我寫給無數未知讀者的書,它幾乎就是我和這數十位受訪老人之間私密的對話,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會閱讀到付梓后的這本書,但這本書的真正作者,卻只能是他們。”

      和其他以空巢老人為主題的調查文本不同,他將這次寫作聚焦在空巢老人們的“孤獨”上。老人們的生活背景各不相同,但孤獨的情感卻是藏不住的一致。

      比如,村里的老何喝酒前一定要把手機電池摳下來,因為他一喝醉就想給閨女打電話,酒后胡說八道能把閨女說哭了,他要用這個辦法“管住自己”;比如,住在城里的曹姐最愿意幫鄰居接孩子,她說學校門口放學時人多,擠在里面,抬頭踮腳地張望,就忘了自己其實是一個孤老太婆了;再比如,李老夫婦進養老院之前把孩子們從前的照片都整理了出來,分門別類,按照年代的順序掃描進電腦。除了養老金卡、身份證件,他們覺得唯一值得帶在身邊的就只有孩子們的照片了……

      “這樣的細節比比皆是,它們不是我作為一個小說家虛構出來的。對于空巢老人,我曾經有過一些概念上的想象,甚至還沾沾自喜地以為那是我的精神強項,但它一旦落在一個你完全無從想象的事實時,你才會發現‘概念’距離‘真實’有多遙遠。”

      盡管弋舟和受訪老人中的幾位還保有聯系,但在疫情期間,他害怕主動聯系其中任何一位。“我害怕聽到的是一個個已經離去的消息。我們可以設想,因為疫情來了,孩子們出不去,反而多了在家的陪伴。但有沒有反向的可能,疫情反而構成了更嚴酷的隔離?經過了這次書寫,我對他們的境遇已經不敢夸大自己的想象力。”

      4月30日,弋舟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。他直言,這一次采寫經歷也對他之后的寫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,最直接的是有了小說《出警》(編者注:該小說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),但更大的影響在于,它讓他對心靈,對人性,對人際關系有了更專注的思考。

     

      弋舟

     

      【對話】

      澎湃新聞:“孤獨”是這本書的靈魂。在行文邏輯上,你也是用這個詞把23位老人的故事連在一起。你從什么時候開始確定,把“孤獨”作為這部作品的核心?

      弋舟:一直以來,孤獨是我寫小說時格外關注的一個角落,一個向度。為什么寫這本書時格外突出它,不僅僅源于我個人遙望這個世界的方法,更基于空巢老人客觀的生存事實。

      我們改革開放四十年了,“空巢老人”這一社會現象也和改革歷程有關。四十年前社會上也有空巢老人,他們更多受困于具體的物質生活的艱難。但今天走近他們,我們會發現物質問題已經不是首要的核心的問題,他們更多陷入了精神上的困境,這個困境的核心就是孤獨。

      如果我們去想象社會上的空巢老人,你可能覺得“他們只要健健康康、不愁吃穿,那問題就不大”。但問題是,一個個蒼老的心靈,常常被我們忽視與罔顧。你會發現生命進程有這么一個規律,人是漸漸走向生命收縮的狀態。隨著歲月流逝,人的社會屬性、社會身份在收縮。我們現在出門,貌似和誰都是朋友,可以干無窮無盡的活,我們能和他人發生密切的交織,但是衰老的根本方向是人和社會的交織在減少,這是所有老人,尤其是空巢老人要面臨的精神困境。有的老人還保有行動能力,但是社會不帶他玩了,他的心理落差會更大。

      澎湃新聞:在前言中你說到這次寫作對于寫作能力的考驗只集中于一點——如何原封不動地采用老人的話并且做到使其容易閱讀。這份考驗完成起來感覺如何,比寫小說更辛苦嗎?

      弋舟:這個問題,從難和易兩面,都說得通。

      說它更難,是真的。在精神層面,非虛構寫作面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事實。尤其我面對的是這么一個真的調動起自己豐富情感的群體,怎么把他們的話轉為文學表達,里面的難度遠遠大于我平時的文學創作。

      而在技術層面,其實跟老人的聊天是很混亂的,經常有一句沒一句,正在說著東呢又說西去了,里面還夾雜著很多消極的負面的情緒。那我要怎么達成一個平衡?既不扭曲老人的表達,又能做到合適的調整。這里的難度大在我還是想盡量忠實地還原他們的本意,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心理要求,那就按照我的給他采點就完了。換言之,我要做的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間達成平衡。我寫到后面越來越流暢了,是因為我漸漸放掉了自我的預設,讓他們自由表達。

      換一個角度,它也真是我相對流暢的一次寫作經歷。日常寫小說時,我難免有一種工作的念想在里頭,但這次寫作我突出的感受是生活本身。我寫的就是這么一段時間的所見所聞、真實感知,就像面對著空氣和水,那又有多少難度呢?

      澎湃新聞:采訪時你帶上了13歲的兒子。他能理解老人說的這些嗎?

      弋舟:這個生命事實對于那個年齡的孩子確實沉重。但既然是人類的基本生命事實,我們需要過多蒙住孩子的眼睛嗎?

      在我的觀察里,一個孩子參與了成人世界的工作,他也有興奮感。一開始他的理解可能達不到,但漸漸他聽進去了,他對一些老人的態度,甚至自己的神情,都有了變化。我覺得他并沒有被生命的嚴酷蒙上陰影,他在那樣一個階段表露出某種我愿意看到的一個男孩應有的鎮定。

      我也給他布置了任務,就是先把我們的采訪錄音整理一遍,做個篩選。他做得挺好。這份任務也有我的私心在,我想它既是一場情感教育,又能培養孩子的邏輯能力。

      澎湃新聞:不管對于你還是對于他,這應該都是一次特別的經歷。你會成為老人,他也會。日后回想起來,可能會感慨說當時曾一起去了解,去思考生命與親情。

      弋舟:是的。工作能和我們的真實生命構成關系,那當然是最好的。不管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經驗,都能夠成為對生命的作用。

      澎湃新聞:書里也有寫到你身邊的一些老人,比如樓下擺攤的李大媽,比如任兄。那在今年春節期間,這么一段大家基本都足不出戶的特殊時期,你感覺老人的境況是更差了,還是更好了?

      弋舟:距離我采訪這些老人,其實已經過去六七年了。這些年里,我和其中幾位還保持著日常的聯系。有讀者在豆瓣上看了作品,聯系我,說想給他們家的老人找一個伴兒,搭個鵲橋。也有慈善家找過來,對這樣的反饋我都挺高興的。但坦白說,在我們這個國度里,每個老人背后的家庭都有著復雜的人倫關系的交織,有很多隱私問題。所以我總覺得不要過度介入他們的生活。

      對于“空巢老人”這個群體,最近不時有新聞出來,我當然也格外關注這個群體的消息??烧f實話,這段時間我沒有主動去聯系任何一位受訪者。我害怕,害怕聽到的是一個個已經離去的消息。

      他們的境況或許更差了,也或許更好了,都有可能。我們可以設想,因為疫情來了,孩子們出不去,反而多了在家的陪伴。但有沒有反向的可能,疫情反而構成了更嚴酷的隔離?經過了這次書寫,我對他們的境遇已經不敢夸大自己的想象力。

      澎湃新聞:當下有關空巢老人的書有不少,虛構的有小說,非虛構的有社會調查、心理指南等等。我感覺一個小說家去做非虛構文本的采寫,也有小說家的底色。比如我注意到你在采訪中特別注重了解老人的人生背景,特別強調個人。非虛構文本依然能體現小說家的世界觀、價值觀。

      弋舟:對。我也寫了那么多年的小說,但在我的個人經驗中,每一本小說的讀者可能都沒這本書多。2015年在豆瓣首發時,它真的受到非常多的讀者關注,很多讀者留言說他們會從中看到自己親人的影子。

      面對這樣的題材,小說家比起簡單的新聞采寫肯定有技術優勢。經過了這么多年的寫作訓練,我們都知道嚴格意義上的非虛構是不存在的,比如怎么取舍,怎么轉述,其實背后隱含著寫作者個人的態度。沒有純然客觀和冷靜的寫作。

      那為什么還有那么多讀者會有共鳴?我想,可能就是小說家的世界觀得到了大家的認可——對于孤獨的眺望、對于個體的尊重、對于他人保有敬意。

      澎湃新聞:文中也涉及到很多單獨拎出來都足以成書的社會問題,比如老人犯罪、老人再婚、老人請保姆、老人去養老院。你寫到了,但并沒有給出方案或者結論。你希望讀者可以想到什么?

      弋舟:確實也找不到具體的辦法,不然它也不會是一個社會問題。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,在有了這方面的感觸后,多和家里老人說說話。

      我還想表達的是,對于他者,我們不要局限在概念化的想象里。很多時候,我們是在拿自己的經驗去覆蓋他人,比如“我家老人挺好的,退休工資挺高的”,這其實是在想我們自己,這個月工資還行,就還能挺高興的。很多時候,我們要多去想想他們的需要。

      也有時候,我們恰恰都想到了他們的需要,又因為種種原因提供不了。有時客觀條件確實不允許,包括物質能力,但更多時候源于我們心靈的懶惰。我們明白應該去做,卻沒有真正行動起來。

      有些老人,以我們目前的生命狀態去看,確實也有一些我們不能接受的行為邏輯,也不能閉眼說“就是孩子不孝”“就是孩子的問題”。但我們不要因為結果就形成了簡單的對立,也想想老人為什么會怪癖,背后的原因是什么?

      澎湃新聞:任兄那部分采寫在這本書里是特別的存在。身為作家,他的思考特別理性。比如他說中國人到了老年是以“被人服務”為基本訴求的,但是西方社會下老人希望為社會服務,這也是他們自我存在的一種需求。

      這樣的思考其實在今天的青年群體中也有,它還涉及到自我價值究竟是什么。比如有些“丁克族”就覺得“養兒防老”本身是非常不公平、也不人性化的一種觀念。你怎么看待有關“養兒防老”的爭議?

      弋舟:經過了這么多年西方文明的熏陶,年輕人有這樣的想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但必須要承認的是,文明和文明有著巨大的不同,中華文明就是一個基于血緣和家庭倫理的文明,這是根深蒂固的。在觀念上,我們或許會萌生比較西式的認知,但是你依然生活在這么一個客觀文化中,內心有專屬于這個文明的密碼在流動,所以也就有了我們必須面對的專屬于中國的倫理困境。我們的生活方式、撫養方式、教育方式都可以變化,但根本性的倫理方式依然強勁,這在養老方式上就呈現出天然的不匹配。

      說“養兒防老”這個傳統不人性化,我感覺這樣說太輕易了。中國人的客觀事實是“養不完的兒子”,等小孩讀書畢業,還要操心買房。作為孩子,你不能說既享受到中國式父母的資源,到下一個階段卻要用西式方法回應父母的需求。就我個人的立場來說,唯一的事實是,不管我怎么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,我還是一個中國人。我的小孩已經20歲了,我不照樣還是牽腸掛肚?我想還是在自己的文化傳統里尋求我們的解決方案。

      當然,對于養老問題,中國有特殊的難度,也有特殊的優勢。中國的養老問題還是相當依賴每個家庭的攙扶。如果你忽視老人,起碼會受到道德上的譴責。

      澎湃新聞:做完這次采寫,你會去設想自己的衰老與孤獨嗎?

      弋舟:會的,人對衰老和死亡的眺望和恐懼,是避不開的。如果我們有一天真的走到了生命里狹窄的窘境,我們該如何自處?這或許也是無解。很多東西在理論上好像都能成立,但一回到一個個具體的生命,又可能都不太有效。

      唯一可以相信的是什么?是我們已經預先去想象這樣的問題了,至少我們現在想到了哀而不傷的情緒,想到了要保持某種生命的尊嚴,至少我們去想了。如果壓根兒沒想,遇到的時候或許會更亂了陣腳。

      我們眼下的疫情,也是這樣。曾經我們以為很遙遠的事,如今活生生就擺在我們面前。在這樣的時刻,我相信上海文藝出版這本書還是有價值的。因為人在這樣的時刻,重新回到了人的基本面,重新思考人性,思考人如何自處,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。

      澎湃新聞:眼下的疫情,會對文學創作帶來怎樣的刺激?

      弋舟:疫情之下,我相信各行各業都會重新思考很多事。它不僅是人類共同面對的一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,也是人類面對的一場巨大的精神事件。

      在人類漫長的演進中,比如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,當時人們的心靈感受和我們現在不一樣。我們身處的時代不同了,比如這個時代我們要處理龐雜的信息量。所以這是一個專屬此刻我們每一個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心靈體驗,可以說是“前無古人后無來者”。書本里寫的、概念里有的、我們曾經在想象中抵達的,都沒有碰著它。

      就文學來說,經過疫情,那些依然保持思想能力的作家的書寫一定會發生某種變化。具體變化是什么,我還不知道,但是可以認定的是,一定會有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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